按：本文为2014杭州国际棋文化峰会的大会演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围棋竞技与文化这二重属性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二重属性对“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意义。全文已由杭州方面结集刊行，但迄今为止在网络上尚未发表，特此在弘通围棋周刊分三次刊发，以飨读者。
一、导论
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围棋这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当代成为了一项竞技体育运动，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门类中是极其少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围棋在中华大地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推广。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时代呼吁，“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发展共识。在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过程中，围棋因其独具的特性，有可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究其原因，围棋与生俱来的二重属性——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应该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所谓竞技属性，是指围棋由于胜负标准的天然存在，以及死活、官子等带有唯一性的是非判断，带给参与者的心理冲动和进取意识。而所谓文化属性，是指围棋在中国古代被赋予的“阴阳之道”的神秘色彩，和围棋在现代语境下与人生万物的联系、关照。用通俗的话讲，前者为“有刺激”，后者为“有内涵”。广大围棋爱好者因围棋的竞技属性而增加兴趣，因围棋的文化属性而提升品位，从而达到提升生活品质的目的。
但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来看，虽然世殊事异，变化悬殊，围棋的二重属性却鲜有得到同等重视的时期。本文以时间为纬，概述中国古代围棋竞技与文化二重属性及两个社会阶层的千年变迁，通过阐述围棋二重属性与两个社会阶层在中国古代唐宋之前的合一性，和唐宋之后的分离状况，即“上下否隔”的产生，追问并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与影响，得出了这一现象对中国社会群体精神变化产生了一定作用的结论。并概述二十世纪以来，围棋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在中日韩三国出现的现代化变革，二者的分化及颠覆与千年以来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不同的历史事实。依据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给出了围棋在提升当代群众生活品质的过程中，从业者需要兼顾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相关建议。
二、中国古代围棋的分化及上下否隔的产生
“尧造围棋，丹朱善之。”从传说中的蒙昧时代起，中国围棋史就已经落下了它浓墨重彩的第一笔。此后若干个千年，几十个世纪，围棋出现在皇帝天子富丽庄严的宫殿里，出现在文官制度下风雅的象征里，出现在战争年代怡情“镇物”的运筹帷幄里，出现在草莽江湖赌棋的声声吆喝里。
关于围棋的起源论，抛开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外星人发明说”，余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有闲阶层创造说”和“劳动人民创造说”。一度被争论不休的“先贤发明说”、“占卜天文说”、“战争演示说”等等，都可归类为前者。围棋究竟起源于上古时代有闲阶层的怡情养性，还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的休闲娱乐，真相恐怕早已湮没进历史厚厚的尘埃。不过，在流传至今的史料痕迹中，围棋在诞生之初却并非“庙堂”与“江湖”两线并行，而几乎是贵族阶层的专属。
尧舜时期，近乎神话。进入有信史可证的时代，无论《左传》中的卫国大叔文子，抑或《论语》中的饱食终日之徒，都是礼乐诗书的贵族阶级。秦汉以降，弈道大昌。普遍认为的古代中国流传下来最早的两张棋谱——《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和《晋武帝诏王武子棋局》，其对弈者均为显赫一时的帝王贵胄，和朝廷重臣。
及至南北朝，中国围棋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南朝宋明帝设置围棋州邑，梁武帝钦令校订棋品，他们本身也都是著名的围棋爱好者。终南朝一世，享誉棋坛的高手如王抗、羊玄保、朱异、到溉，曾任职彭城丞、光禄大夫、中书通事舍人、左民尚书等重要职务。围棋国手是朝廷官员，这一现象不仅在当代，即使南北朝之后的中国历史里都难得一见。
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是魏晋南北朝及此前高门士族长期垄断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结果。贵族以清谈闻名于世，获得从政的资本，子子孙孙，歆而享之。南朝名士沈约说：“天下惟有文义棋书”，围棋既作为“天下”的代表，自然也被贵族阶层当作显示身份的工具。长期研讨，切磋琢磨，在上层阶级中出现几位围棋水平远超当世的名手，也就不足为怪了。
南朝后期社会动荡，特别是侯景之乱及隋朝灭陈的南北一统，百年传承的门阀大族日渐衰落。偶有余韵，也在中唐以后安史之乱的打击，政治制度上科举制的日益完善，经济制度上均田制的崩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彻底消亡。从唐朝开始，拥有围棋最高技术水平的群体社会地位逐渐下移。可称为这一现象最著名代表的，便是唐代大国手，凭围棋技艺以一介寒士之身[1]跻身为宫廷“棋待诏”的王积薪。
从此时起，围棋在上下层社会间的分化便开始了。到了北宋，上层社会率先形成了自己的围棋观念，其代表厥为北宋名相王安石的《棋》诗。诗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此诗主旨为围棋本是“游戏”，输赢并不重要，对现实生活也没有盈亏损益。用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大文豪苏轼的名言来说，就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这样的围棋观念延续下去，上层社会便渐渐脱离了围棋史中“创造者”的身份，而转为“旁观者”。无论是亲身介入京师派、永嘉派等地方围棋流派形成的李东阳、杨一清等明朝重臣，还是以蔚为大观的“观弈诗”留名棋史的清朝文臣钱谦益、纪昀，都和南北朝时期的上层名流出现了明显的围棋身份上的不同。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围棋休闲娱乐的文化一面。文人士大夫阶层抱以享受的姿态，从围棋中探寻人生的奥义。围棋以其无邃的包涵，承载了有穷之涯对于无穷之境的探索。他们穷尽的不是棋力高低，而是“道法自然”的生活态度。
与上层社会相反，从唐宋开始萌芽，至明清形成浪潮的民间弈风主宰了中国古代围棋的技术史。由于中国古代正统意识形态排斥“奇淫技巧”，纯以围棋谋生者唯有以自己的技艺取悦于人一途。无论上至宫廷棋待诏之职，中至爱好围棋的富宦乡绅之家，下至赌棋的村野棋馆。想要取得俸禄、佣金、赌款，唯一的可能便是在输赢上见真章。这直接促使了在古代中国的下层社会里，围棋在本质上完全撕去了文人墨客所赋予的文化意义。所拥有的，唯有在规则下“不择手段”的胜负之心。愈艰难愈竞争，愈竞争愈技术进步，这体现的自然是围棋的竞技一面。
虽然中国古代围棋上下两个阶层并非没有交集（“观棋”就是途径之一），但二者并没有任何的交汇——“竞技阶层”无心接受“文化阶层”赋予围棋的宏大意义，也无法选择“文化阶层”看淡胜负的态度；“文化阶层”同样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领悟“竞技阶层”所拥有的先进围棋技术。二者或许处于赏识和被赏识的关系，但并不能互相理解。两个阶层的整体意识与理念，是相互隔绝的。
这一现象，被历史学者称为“上下否隔”。事实上，“上下否隔”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根据现代化的视角，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最终崩溃，就是源于上层社会对下层治理能力的缺乏，以至“官无封建，吏有封建”，无法在重要时刻动员广泛的社会资源[2]。中国古代社会“上下否隔”的原因与表现众多，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以古代中国官方用语（文言文）和底层交流语言的完全不同为例，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为维持统治权威，将其神圣化、超人化、去世俗化的一个途径。他称这一方式为“卡里斯玛”[3]。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天生地具有神秘化、形而上化、天人合一倾向的特点，笔者并不认为中国古代上层社会赋予围棋宏大意义这一行为带有“卡里斯玛”的意图，以有意形成围棋社会阶层的分化。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围棋社会阶层的分化，及由此带来的围棋观念（二重属性）分化这一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官僚系统本身都出现了技术化的分流，更不用说作为上层社会的文人个体了。当社会日渐需要专业化人才处理各门各类的问题，围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一次次的技术革命，围棋高手与文人官员的结合便不再具备可能性——这或许是门阀制度崩溃后，围棋人口迅速分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