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评论

围棋二重属性的千年变迁(中)

杨烁  2015-04-18

按:本文为2014杭州国际棋文化峰会的大会演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围棋竞技与文化这二重属性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二重属性对“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意义。全文已由杭州方面结集刊行,但迄今为止在网络上尚未发表,特此在弘通围棋周刊分三次刊发,以飨读者。

 

三、主流话语的确定及围棋分化后的社会影响

 

所谓“主流话语”,指的是一定时期内,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优势地位,在社会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对于社会观念、历史叙述均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记录、定义与阐述。由于中国古代围棋史的特殊性(资料稀缺),基本上不存在“争夺主流话语”的现象。但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围棋毕竟存在着社会阶层、观念的分化,研究主流话语的确定及其主要阐述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围棋史“文化阶层”与“竞技阶层”二合一的巅峰时期——南北朝,围棋主流话语由既拥有政治、文化垄断权力,又具备围棋顶尖实力的上层人士掌握。其标志性文章,是梁武帝萧衍所写的《围棋赋》。既是一国之君,又是文坛领袖的萧衍在文中阐述围棋的宏大意义(“围奁象天,方局法地……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的同时,又运用了南朝特有的华丽赋藻,指出下好围棋需重斗智,戒蛮力(“用忿兵而不顾,亦凭河而必危。痴无戒术而好斗,非智者之所为”),敢决断(“运疑心而犹豫,志无成而必亏”),多计算(“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勤练死活(“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甚至不要帮人补强(“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为强”),不要打入过深(“落重围而计穷”),不要棋形过薄(“欲佻巧而行促”),优势下不要得意忘形(“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忽,功坠于垂成”),敢于弃子(“失不为悴,得不为荣。若其苦战,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损令名”),善于判断(“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积蓄力量锐利出击(“虽畜锐以将取,必居谦以自牧。譬猛兽之将击,亦俯耳而固伏”)等高级战术[1]。可以说,这是一篇文化层面与竞技层面并重的围棋文章。

 

但在围棋阶层、观念发生分化之后,围棋的话语同样产生了不同。在文化层面,历代文人墨客大多以诗句的形式描摹观棋过程,抒发个人情怀。如果要选择文章代表的话,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弈旨》、《弈问》可称影响广泛。这两篇以弈棋为题的宏文,分别以史家叙述和一问一答的口吻,点评围棋史上的著名人物、事件,兼有录史、议论、考证之功能。上迄弈秋,下至同时代的鲍一中、程汝亮,很多围棋人都借王世贞之笔才得以扬名。不过,同为一代文宗的作品,《弈旨》、《弈问》这两篇文章与《围棋赋》的根本不同,在于《弈旨》、《弈问》放弃了《围棋赋》对围棋技术的描述,而是完全流于品评人物、记述事件的中国传统正史式笔法。其他著名的围棋类文章,如晚于王世贞的冯元仲《弈旦评》,晚清邓元鏸的《弈评》(“施定庵如大海巨浸,含蓄浑厚。范西屏如崇山峻岭,抱负高奇”),皆如此类。而在竞技层面,自两宋之交的棋谱集《忘忧清乐集》、元朝《玄玄棋经》出现后,进入明清,国手过百龄、徐星友、范西屏、施襄夏等均有棋谱、技术类著作传世。然而,这些纯技术类著作的流传范围仅限于围棋领域。而具备社会影响力,拥有“主流话语”权的王世贞等,却已不再将围棋技术(即竞技层面)作为书写的对象了。

 

与围棋的“主流话语”确定于“文化层面”相伴相生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围棋观念的局限化。在围棋分化之前,围棋理论界还存在着围棋是否“玩物丧志”,是否勾心斗角以至于“不仁”的激烈争论。在围棋分化之后,这样的辩论之声大大减弱了。自宋而下,围棋被文人阶层普遍认为是消磨时光,感慨世情的载体。以至于到了清季,甚至掀起了一阵富贵家族有闲群体的代表——贵族女性下棋的热潮。

 

这种倾向大概是在围棋开始分化的唐宋之交出现的,到了宋代已形成规模。“细察北宋中期的士弈洪流,就其核心而论,重在‘闲’字,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士大夫消闲文化的成熟……六朝广为流行的士弈,由于以棋品为基础,不唯有士族化倾向,而且蕴含着较强的竞技精神,还不是大众化的闲适……自中晚唐以迄宋初,士大夫群体的消闲意识已渗透到整个生活之中,而由射猎式的尚武转为以琴棋书画为主体的尚文,并逐渐融为生活过程的本身。”[2]

 

十分巧合,“琴棋书画”这所谓“四艺”得到并称的时间,不会迟于晚唐。[3]“四艺”的提出源于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贵族精神的需求,用以培养艺术造诣、人文情怀。然而棋与其他三项讲求欣赏美、个性化的艺术门类不同,它天然地带有胜负标准——这使得围棋相比于琴、书、画,在亲身体验的时候要残忍得多。但是,这种残忍隐藏在了棋盘外不动声色的翩翩外表之下,这是一种文明的残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满足了礼乐驯服下人们那颗嗜血暴戾的本性之心。

 

因为胜负的存在,为了达到胜利的目的,势必需要一些现实的手段,这些争胜负的手段包括冷静、果断、执著……于是,棋与琴、书、画就有了现实和理想的不同。如果将“四艺”的美(棋在绝大多数时候表现出的是取胜之美)比作理想的话,那么围棋更多地体现了现实。在真实世界中如何通过现实手段生存下来,同时不忘理想之美,进而凭借现实手段实现理想之美,这或许才是“四艺”代表的真正含义。

 

可惜的是,由于围棋阶层、观念的分化,围棋的竞技一面(即所代表的现实层面)和文化层面剥离了。伴随着两个阶层“上下否隔”而产生的,是围棋那些不失全局的锱铢斗狠,被视作勾心斗角的奇淫小技,惨遭主流话语排斥。历史的走向相当奇特,由唐至宋,恰好是中国人的坐姿从跪到坐的关键转型期(跪姿由此成为了一种不平等身份的标志),中华民族精神气质从雄迈到内敛的关键转型期。宋明而下,雄健之风渐渐消沉。性格是环境、习惯潜移默化塑造成的,在用于培养贵族精神现实一面的围棋逐渐产生分化的历史过程中,贵族精神的强健渐渐消失了。到了清代,围棋在描摹世情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里彻底成为了闺中女儿的消遣游戏,贵族的代表则变成了天真童顽,宴安耽乐,一颗赤子之心顾影自怜的贾宝玉。代表着社会进取心的那一部分贵族精神的消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1] 相关分析可参见笔者在《围棋天地》杂志2012年第13期的“黑白汗青”专栏。

[2] 张如安《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

[3] “琴棋书画”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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