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评论

按：本文为2014杭州国际棋文化峰会的大会演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围棋竞技与文化这二重属性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二重属性对“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意义。全文已由杭州方面结集刊行，但迄今为止在网络上尚未发表，特此在弘通围棋周刊分三次刊发，以飨读者。

四、20世纪至今：围棋二重属性的冲突和融合

中国古代围棋经过一次剧烈的阶层、观念分化，原本合二为一的竞技、文化二重属性惨遭割裂。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笔者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但由于“上下否隔”现象的出现，这一割裂造成了无以挽回的隔绝性后果。

这一分化产生的同时，围棋随着文化拓荒者漂洋过海。在东瀛岛国，它焕发了新的活力。修改规则，幕府首倡，围棋比赛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系统地进行起来，随之开启的是围棋的家族时代。在古代日本棋界，流传最广无疑是血泪无常的争棋故事。孤悬海外，地狭人稠，地理环境的恶劣敦促着统治者的忧患意识。这种“适者生存”的理念，势必会影响到距离幕府不远的围棋界。可以这样认为，在古代日本，以正统身份出现的围棋并不存在二重属性的分化问题。竞技性是它唯一的一元属性。

殆至清末，“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打破中国社会上下丕隔的格局。民族危机、列强入侵使底层民众的生活益加艰难，中国古代围棋的衰落自然无可避免。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与连年战火，更粉碎了中国原本的上层阶级。因此当二十世纪，一元化的日本围棋与两元化，但两元均处于困境的中国围棋相遇时，中国围棋的连番失败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

二十世纪是日本围棋变革最大的一个世纪。如果说世纪初的坊门之主秀哉名人仍然是以传统手段执著于胜负，甚至为取胜不惜采用不公平的等级制手段的旧时代人物的话，以吴清源为代表的新世纪棋手就将围棋的艺术属性与竞技属性奇妙地结合，创造了一个“现代围棋的青春时代”[1]。这些伟大的棋手将围棋的文化属性从竞技属性中挖掘出来，第一次将棋盘上的美学大规模、成体系地展示给棋界，乃至外界。吴清源除了是竞技上的绝对强者，君临日本棋坛几二十年不倒，他对于围棋文化属性的探索（如认为围棋的本质是“调和”，对于围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之处的思考）也可称得上是古今棋手第一人。

自吴清源、木谷实以降，坂田荣男、藤泽秀行等棋士或还带有争棋时代的烙印，但到了集日本现代围棋理论大成的“六大超一流”（林海峰、大竹英雄、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赵治勋）一代，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新闻棋战的蓬勃、职业棋手制度的完善，围棋人不再忧虑于生计，开始探寻竞技围棋在文化层面的种种可能，其中厥以提出了“幸福围棋论”的武宫正树，和“超越实地与模样论”的赵治勋为代表。日本围棋遂由竞技的一元化转为竞技与艺术并重的二元合一时代。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围棋的蛮荒岁月。虽然偶有如段祺瑞等军政大佬出于个人热情斥资“养士”，但终归人去事息，昙花一现。直到1949年后，在热爱围棋的陈毅元帅等人的支持下，因为新时期中日交流的需要，围棋被纳入举国体制的体育项目之中，中国围棋遂走上了一条纯竞技化的道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段，围棋更在中日擂台赛给予的历史机遇下成为了全民族的关注焦点。因为选择了体育化的方向，胜利才是围棋所能带来的唯一“意义”。在万象更新的新中国社会中，围棋的文化一面彻底无踪。

走上现代化之路既晚的韩国围棋，更自我创造出一套独立的发展模式。在赵南哲筚路蓝缕的创业日子里，韩国围棋依然要靠政府高层庇护。而在偏重于艺术气质的金寅统治期，韩国围棋也有过一段纵情于歌诗的浪漫岁月[2]。但当师从于日本旧时代元老濑越宪作，赌徒气质浓烈的曹薰铉称霸韩国棋界，身边还有一位本土诞生的“不屈的挑战者”徐奉洙时，竞技化深刻影响了韩国围棋。曹薰铉而下，棋坛霸主李昌镐、李世石虽然棋风迥异，但其本质均为探索最便捷取得胜利的途径。

根据受教育人数爆炸式增长，旧阶级、制度藩篱被广泛打破，文明的普遍观念深入人心的观点，二十世纪是一个“庶民的世纪”。政治、文化这些原本高居庙堂的“上层建筑”纷纷下移，由于人权思想与科学技术的普及，普罗大众所享受到的权利与自由为亘古所未有。大多数行业与领域，都必须得到广大民众的接纳与喜爱才能生存。相对于艺术的孤芳自赏，简单粗暴的竞技体育才更为普通人乐见。所以，围棋在二十世纪末出现的极度商业化、体育化的现象，是“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

但当围棋“锦标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竞技压倒文化”的结果就显得自然而然了。当围棋历史性地成为一种职业，职业棋手并无探索围棋文化属性的义务；围棋又历史性地成为一种比赛，比赛的结果自然是为分出胜负。长此以往，在普遍的社会观念里，围棋只是一项竞技体育门类，甚至出现了将围棋摒弃于文化门外的偏激性论断。盛行千年的围棋主流话语，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彻底颠覆。竞技属性取得了主流话语权，围棋彻底成为了形而下的，追求感官刺激的体育类游戏。

这一现象并非可喜。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在中国古代围棋“上下否隔”的时代里，围棋文化属性的强势使得围棋竞技一面的内涵被严重忽视，从而对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世殊事异，围棋二重属性优势地位的颠倒，距今不过百年，却已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历经千年的变迁，围棋的二重属性已然根深蒂固。对于任何一方的偏废，都未必会带来良善的后果。虽然21世纪前后以来，许多文化学者介入中国棋界，有很多划时代、重量级的研究成果问世，围棋技术类的相关书籍在市场上也汗牛充栋，但基本上均局限于文化层面或竞技层面。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已经不存在“上下阶层”之分，但当代围棋理论的“上下否隔”依然存在[3]。

所谓“生活品质”，是指人们日常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是经济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环境生活品质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综合体现。围棋作为棋类运动的一种，在体育门类中最具备传统文化的特点，在文化门类中又具有相当的通俗性、普适性、可参与性，对于广大群众文化生活品质的提高，精神世界的丰富，堪称拥有着天然的优势。但在围棋的诸多特征之中，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不可偏废这一点，在围棋的理论归纳、总结概括、普及推广上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便被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打造群众品质生活的文化事业建设过程中，传统深厚、意蕴深邃，且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的围棋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参与其中。而这对于当代围棋的从业者、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项亟需加深认识的“未完成”使命。